也许做医生做久了，也许医生职责所使，在医疗工作中，每遇到特殊病人、特殊疾病或特殊场合，常常心中久挂不下，甚至震撼不已。
那是两个月前的一天，我的门诊日。医院，胸科病区医生就来电话，要我无论如何去ICU看一病人。这是一位来自印尼的肺癌患者，病史如下：
男性，5岁，年8医院诊断为右肺癌并双肺、骨多发转移，病理为腺癌，基因EGFR9外显子突变。予以培美曲塞-卡铂联合化疗，每3周为一个周期，共6周期。
肿瘤进展，改口服易瑞沙治疗了三个月，不见好转，改特罗凯治疗，两个月。肿瘤继续进展，停特罗凯，改口服AZD(奥斯替尼)(第三代EGFR突变体抑制剂)。
年8月20日，患者因呼吸困难，急诊住入我院。检查发现颈部淋巴结肿大，压迫气管，予以气管切开;CT显示双侧肺弥漫性磨玻璃状伴网状结节影，考虑靶向药所致的间质性肺炎合并肺部感染。予以抗感染、甲强龙等对症处理，症状稍改善，但仍无法脱离呼吸机。
患者激动地拉住我的手，让护士用棉签封住气管套管口，憋着气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想活下去……”我强装轻松，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几句“安慰”——一个医者最心痛的无奈。
我心情沉重地离开ICU，来到门诊诊室，那里已有两个人在等待。一见我，坐着的男子就站起来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：“我们从哈尔滨坐了40个小时的车，终于见到你了，很高兴。”我问：“谁是病人?”他说：“我呀!肺癌，已经两年多了。”
看着他膀大腰圆、红光满面、精神矍铄，我有些迟疑地说：“你是肺癌?”刚才ICU病人给我带来黯然阴影尚未消去。他笑了，介绍身旁的年轻人，“这是我儿子，大学毕业，是他硬叫我来找你的。他从网上买了你的《与癌共存》一书，我看了几天。我就是在‘与癌共存’!”
他的病史很简单：62岁，农民。年8月，有些咳嗽，医院接受CT检查，发现左肺门肺癌，伴肺门淋巴结转移。病理活检：中低分化腺癌。未见到基因检测结果。
我问他有无接受化疗?他说：“化疗了3个周期，一是反应大，吃不消，二是钱太多，花不起，就停了。以后断断续续吃中药，直到现在。”我看他带来的CT，在左肺门部有一块3厘米大小的阴影，伴肺门淋巴结肿大和左上肺肺不张，第三、四肋骨和第五胸椎有转移。他说：“徐大夫，我已活了两年了，一直很开心。你放心，我希望不高，就希望用冷冻将我那个瘤子冻掉，再活两年。”
两个肺癌病人，同样是腺癌，同样接受了化疗。第一位接受了“最大耐受剂量”的标准疗程化疗，还接受了针对EGFR突变最好的靶向药，但结局十分悲惨;第二位只接受3个周期非标准化疗，却“很开心”地活了两年。
癌症最大的特点是异质性，同一种癌症，在不同人身上，因为基因及其表达、微环境的差异，可表现出疾病进展和对治疗反应的千差万别。仅就上述两位患者的治疗，难以断定孰是孰非。
但是，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具体病人，每个病人的生死都应该是临床医生最关心的事，因此，应用“最大耐受剂量”的“严苛”治疗是否是现代肿瘤治疗策略的错误，对这种传统化疗在理论上是否要重新认识，在方法学上是否需要“改造”，已经成为肿瘤学界最为